用觸覺與嗅覺聆聽生命的故事－關渡講座「鯨豚的人性空間」科博館之行

[文/共同學科]


在生命消逝之前留下的永恆，我們聽到、看到、觸摸到牠們溫潤的遺骸，用真心相識與聆聽牠們細微的述說很多很多關於牠們的生命故事。

　　在海裡，有另外一個生命，牠們的智慧或許與人類不相上下，牠們的感情也和人類一樣綿密而細緻，有家人、朋友與自我，這些都是這學期關渡講座－「鯨豚的人性空間」為同學帶來關於鯨豚的故事。
　　而為了更深入的聽牠們的故事，這門課帶領著同學前往臺中科學博物館，前往生命留下永恆的那一刻，也是學習最真實的體驗。
　　關於生物的學問裡面，最基礎的認識是從解剖開始，於是這一天校外教學之行，最一開始便是在「鯨豚媽媽」同時也是課程主持人周蓮香老師的引領與安排之下，邀請到臺中科學博物館的研究員姚秋如老師，先為同學講演介紹鯨豚的身形與骨骼。
　　姚老師從鯨豚的擱淺與標本資料的觀察、紀錄、拍照、採樣等開始分享，綿密而仔細地向同學說明，鯨魚的生活與生命在牠們的身上所留下的痕跡與樣貌，引領著同學們去分辨與認識。但學習如果只是聽與講，感受到的仍只是在門外的學問，於是姚老師緊接著帶領著同學，潛入地下室，感受真實觸覺的學習－到鯨豚骨骼的標本室，直接碰觸與觀察不同生活環境的鯨豚。讓同學們用視覺、觸覺與嗅覺聆聽，一個又一個頭骨、耳骨、齒骨、頸骨、脊椎骨，深海的或淺海的不同面貌，於是一隻又一隻鯨豚在同學眼前繽紛起舞，透過牠們的遺骸述說著不同的生命故事。
　　下午延續著骨骼的標本的聲音，參觀館內特展《水中蛟龍－水棲爬行動物化石特展》，看見數億年前的生命故事，也看見「科學之真」與「藝術之美」的巧思與嫁接，在認識「雙孔類爬行動物」的家族系譜之餘，或許也認識了生命的美麗與永恆。
　　「百聞不如一見，雖然現代網路、書籍可以提供我們相當多資料，但果然還是要親眼看過比較震撼。」在同學的參訪心得裡，再次印證了多元感官的學習，對於人心的知覺感受多麼深刻，這是生命與生命的真實接觸，也是人心與萬物之心的認識，更是人與世界最親密的關係。
更多參訪心得與照片，分享在課程網站，歡迎一同感受生命之美： 關渡講座：鯨豚的人性空間

■ 上午在科博館會議室裡，姚秋如老師詳細的為同學解說鯨魚擱淺後的紀錄與觀察等工作細節

寫的濃度：用心感動的生命書寫

[文／張佳薇]


一個人的生命經歷如何影響她怎麼看待這個世界，這跟創作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？

2010年3月25日的上午，作家楊索在北藝大娓娓訴說她的生命故事，她的寫作，她的掙扎與衝突，她的自我轉化與自我治療。

開場，王盈勛老師說：「楊索是我遇過最困難介紹的一個，很多人能濃縮成一行行履歷，但她的經歷太特別豐富」。

楊索，資深新聞工作者，作家。身為家中九個小孩其中之一，小時跟著父親不穩定的攤販在市場賣魚、賣花、賣菜、賣水果、賣油飯。父親嗜賭，家境的貧困鬼魂般的如影隨形。國中畢業便失學的她，曾經當過幫傭，當過工廠女工，楊索沒有循著正規的學院系統，卻靠著自學，靠著自身的敏感與對創作的嚮往，成為一位文字工作者。在寫作的路上，楊索批判而犀利的筆鋒，來自對人世深深的悲憫與寬容。

於是，王盈勛老師的老師曾告訴他說：「99%的新聞，由某甲或某乙寫都差不多，但只有一個人寫起來不一樣，那就是楊索」。

關於寫作與自我

很多作家都被問過：「你為什麼要寫作？」

對於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的作者普魯斯特來說，寫作是解決衝突的方法之一。所以很多人認為，要成為一個作家，最好有一個悲慘的童年。寫《浮士德》的哥德說：即使一個幸福、樂觀主義的作家，其實也是經過內心很大的衝突，他是克服這些衝突而產生作品的。

而對楊索來說，寫作是表達與建構自己的方法，也是自我治療。她認為做一個文字工作者，其報導生命是可以延續很久的，寫作可以是對個人與世界的關照。

而寫作的養料正潛藏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揭露生活表象下隱晦的紋理，需要敏感的心與眼，如同米蘭昆德拉在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描摹了日常生活事物的繁瑣與沉重，寫作從日常生活中開始，從生活中的美感經驗與靈光乍現沉澱。

此外，楊索也提醒我們，不管從事哪種寫作，廣泛而深入地讀書很重要。楊索一直沒有放棄對閱讀的愛好，她回想小學時逃學到永和圖書館，那些書、詩詞，即使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，對她往後的寫作，還是有所影響。

報導社會弱勢族群

楊索在主流媒體工作多年，同時也報導社會底層議題，包括：慰安婦、雛妓、大陸漁工、原住民、少年犯、關廠女工、外勞、無家可歸者、外籍配偶、罪犯、違建戶、身心障礙者、愛滋病患、色情工作者。

楊索會跨到這個領域，她幽默的說是因為被認為不適合跑部會：她的寫作太批判犀利了，當時大家給她一個綽號－－「索命娘子」。

這些不同的採訪對象不僅衝擊了楊索，「他們也教導了我很多」，楊索說道。

例如她從慰安婦身上學到寬容，還有一種自己的自我治療。她也看到她們的痛苦與樂觀，她認識一位慰安婦盧滿妹「阿嬤」，戰後回到台灣，受到親族排斥，她終生未婚，卻靠著幫派出所洗衣的微薄收入，收養一位男孩。這位男孩的母親，是一位差一點殺掉自己的嬰兒的重度精神障礙者，盧滿妹阿嬤搶救下這位男嬰，不求回報撫養至成年。

我們看弱勢好像只看到他們的貧窮，但有時，弱勢者才是最慷慨的給予者。

然而，這些人們沉重的背景，讓楊索承受很大的壓力，她開始思考她的這些報導，對這些人有什麼益處？「我是不是在消費他們，揭開他的傷疤，滿足讀者窺視的欲望？」她自我詰問著。

因為這樣的自覺與內心無法克服的衝突，楊索終究是離開了媒體工作。

從書寫映照自身

楊索貧窮困苦的生長過程給她的傷害，疏離感，悲觀，或是一種因為匱乏而生的退縮，她後來靠著很多的方式來清洗，書寫對她來說是一種治療的方式。

所以，楊索離開記者的工作，寫書，寫她自己的故事－《我那賭徒阿爸》，她去映照與回顧她的生命歷程。

創作類別不同，但本質上是相通的，楊索期待北藝大的藝術人對於周圍的人多付出一點關心，多理解他們的生活，用敏銳善感的心靈，創作，寫下一頁屬於自己的生命故事。